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院士忆张新实先生-

原标题: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院士:忆中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张新实先生

来源:云南大学

张新实先生于北京时间9月25日在美国因病去世。《植物生态学报》,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撰文悼念张先生。


回忆张新实先生


北京时间2020年9月25日《植物生态学报》特邀顾问,我们敬爱的张新实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生态学家,我个人也失去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生命和学术导师。


张老师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就不赘述了。借此机会,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和张先生几十年来交往的小故事,以表达我对这位生态前辈来世的敬意和怀念。


我认识张先生已经30多年了,但我更早从书本上认识张先生,在80年代初。那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当我读到刚出版的植被生态学经典著作《《中国植被》》时,我了解到在中国遥远的西北沙漠有一位著名的生态学家,那就是张新实先生。当时他是《中国植被》年仅有12个编委会的编委会成员之一。当时我就猜SKY娱乐直属到他应该是老先生了,因为那时候能成为如此重要作品的编辑,通常都是学科领域的老大师。但后来我才知道,他才40出头,最年轻的编委,也只是个讲师。真是佩服。


我真的认识张先生,开始交往,是在我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那是1989年初夏。我刚刚回到中国,还在犹豫去哪里工作。于是我去了北京动物园的中科院植物所咨询以前的同学朋友。在那里,我与早两年从美国回来的张先生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他在植物研究所工作。他正在筹备建立中国科学院植被数量生态学开放实验室。


一开始觉得张老师是个认真、谨慎、安静、端庄的长辈,但见面次数多了。慢慢的,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善良,不拘小节,热心,随和,乐于助人的人。我清楚的记得很多次,午饭快结束的时候,张老师总会打电话给我说:“小芳,去吧,一起去食堂吃吧!”。于是,他找了个饭盆,带我去食堂吃饭。自然,饭票也是他出的。


后来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落户,在那里工作了近7年。应该说,这期间,我在科研上度过了非常艰难的岁月。当时国家的科研体制正在从经费分配制向竞赛制转变,申请经费和开展科研工作都非常困难。所以我想到了张老师,他曾经想到过他的开放实验室工作。张先生知道后,热情地鼓励我说:“小芳,你要来工厂,早点来!”。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和科研条件的逐步改善,我最终没有成功。所以失去了在张老师直接指导下进行科研的机会,为此我很难过。


1997年,我转学到北京大学,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学术创业。虽然一开始很难,但很快就融入了北大的工作生活。2002年,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我率先成立了北京大学生态系。当时大部分年长的绅士都退休了,而年轻的老师还没有长大。北京大学的生态发展遇到了瓶颈,急需主人的引导和引导。于是,我又一次想起了张先生,并向他表达了强烈的愿望,请他到北大任教。但很遗憾,此时他已经决定去北师大任教;再加上其他因素,张先生没能来北大,让我又失去了在张先生指导下工作的机会。这些遗憾至今仍困扰着我,难以释怀。


2010年,中科院领导让我担任中科院植物所所长。这次我终于有机会和张先生一起工作了。在此期间,张老师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鼓励和指导。在我担任所长的近六年时间里,在张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帮助和指导下,同事们齐心协力,植物学研究所的各项工作得到了积极、稳步、有序的推进,特别是在研究所的机构改革、人才队伍建设、科技评价体系的重构、制度建设和学术环境的营造等方面。与此同时,由张先生倡导的全球变化生态学、植被生态学、草原生态学、保护学等学科发展迅速。比如通过引进优秀人才,植物所全球变化的生态方向成为国内最有活力的领域;植物学研究所牵头的《中国植被志》的编研工作,在国家植被科学同行的共同参与下,正在积极推进,也开辟了数字植被的新方向;在草原生态与保护方面,研究所倡导的“生态草牧”理念不仅成为草原生态保护与利用的理论支撑,也在学术界形成了巨大反响,成为国家农业供方改革的重要举措。这些都是对张先生倡导或倡导的科学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在学习上,张老师对我个人的影响更为深远。我的大部分工作都跟随张先生SKY娱乐测速的脚步。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我对中国植被分布的研究受到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启发。比如张先生早年提出的“青藏高原植被地带性”,启发我研究中国的植被地带性;我在博士期间对北纬30°垂直植被带分异规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张先生《青藏高原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影响》一文的影响。


作为张先生主持的后期1:1万中国植被图的延续,我们组织开展了《中国植被志》研究编制计划。预计10年左右将出版80100卷描述中国主要植被类型及其数字电子产品的植被记录,提供中国主要植被类型的物种组成、时空结构、分布变化、环境影响和植被保护等详细信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3336.01万份植被图的内涵。


我对新疆植被的了解以及我们后来在新疆的工作,源于我在2006-2008年参与张先生主持的新疆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重大咨询项目。2006年,张先生第一次带我来到新疆,这让我第一次接触到新疆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那里,广袤无垠的戈壁沙漠,各种风蚀地貌,蜿蜒曲折的塔里木河,神秘的“延泽”罗布泊,丝绸之路上壮丽的沙漠骆驼影,天山上的云杉林,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让我产生了无法控制的情感冲动。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张老师带领检查组,从伊犁河谷到天山沿线的石河子农场进行考察。雄伟的天山山脉和孕育的西域文化塑造的山盆景观,对我的灵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让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忍不住高呼“天山万岁”!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奇妙。其实这种冲动并不符合我个人的性格。


2006年张先生、郑先生和笔者参观新疆灌丛荒漠


2006年张先生参观新疆防护林带时与笔者在古榆树下合影


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院士忆张新实先生-  第1张

咨询项目结束后,我课题组并没有结束在新疆的研究,而是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新疆的植被和生态问题。我有四个博士生已经完成了关于新疆植被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博士论文。例如,为了与张先生1960年初对新疆野果林的研究进行比较,我们对伊犁地区的野果林进行了重新考察,获得了一个较大的


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院士忆张新实先生-  第2张 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院士忆张新实先生-  第3张

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院士忆张新实先生-  第4张


近年来,我和植物研究所的同事们从张先生早些时候提出的想法和概念中受益匪浅。张先生在我国草原生态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见解,并付诸实践。例如,他提出了草地利用的“三圈模式”和“建设人工草地,保护天然草地”的理念,对我国草地生态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改革起到了重SKY娱乐注册要的推动作用,为我们后来提出和实践“草牧”理念奠定了基础。“草牧”概念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建设小面积的优质高产人工草地,为畜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优质牧草,保护大面积的天然草地,从而达到“以小养大”的目的。在实践这一发展观的过程中,张先生关于草原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学术思想始终贯穿始终。


经过仔细的回忆,我们延续了张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他一路所指引的学术方向。可以说,张老师为我们的学术发展画了一张路线图。就我而言,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前行,每一次进步和收获都得益于张先生的谆谆教诲、鼓励和引导。在我心中,张先生是我最尊敬的生态学家,是最有独立思想和创新精神的生态学家,是一位具有纯粹智慧和独特人格魅力的学者,是一位值得我终身学习的楷模!


张先生走的这么匆忙。据说他临终前没有留下一句话,但我想他最希望的是,他热爱并奋斗了一辈子的生态事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说,他不能放弃的中国辽阔的草原能够得到修复和保护,也就是说,我们年轻的一代应该努力工作,为中国和世界的生态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年轻一代只有努力工作才能记住和纪念张先生。


张先生不死!


方精云


《植物生态学报》编辑


2020 . 9 . 26


昆明


来源|植物生态学杂志


编辑|马德尼


评论|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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